季云的笔触是游走的。现在，她是一位旅行家，她在她的过往里游历，她在她的日常生活里游历，当然，她也在她的书本里游历。对她来说，生活开始了，她愿意把一切都看作她的风景，一花一世界。我喜欢季云笔下的衣食住行，她客厅里不停切换的角色，她故纸堆里的背影，偶尔，她含英咀华的表情。
*文章节选自《闲有家》（季云 著 三联书店2022-1）
是1986年的冬天还是1987年的初春？我在扬州师范学院的梧桐树下见到了季云。那一天有点冷，事实上，那一天冷不冷我一点也记不得了，我能记得的是季云的衣着。她穿了一件灰色的、收了腰的呢大衣，还有一双长筒靴。我之所以记得季云的衣着，是因为我们的校园正在流行羽绒服。季云是从南京过来的，在一大堆的臃肿的羽绒服当中，一件灰色的、收了腰的呢大衣和她的长筒靴分外地醒目。对，季云是从南京过来的，她带来了另一个城市的时尚信息。季云来看她的男朋友，我的一位师兄。我的师兄很有性格，骄傲得很。那时候，我正在张罗我们的学生诗社，我很需要这位师兄的出手。就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我特地请来的这位师兄把一沓诗稿捧在手上，翻了几页，说：“这是诗吗？”是啊，这是诗吗？我在等待他的回答。他没有回答，站起身，走人了。我留意了我的师兄的背影，他书包的带子放得相当长，而离去的步频则相当地慢。这一来，他鼓鼓囊囊的书包基本上就到了屁股的下面了。随着他的离去，书包在晃荡。——“这是诗吗？”在那个很冷的傍晚，我和季云相遇在扬州师范学院的梧桐树下，她不可一世的男友站在她的身边，没背书包，很低调。对了，我和我的师兄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其实是一位老师，已婚。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是去老师的家里混饭，在那里，我又见过几次季云。季云终于给我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她来扬州是引领时尚的，附带看一看她的男友。引领时尚的季云十分健谈，口吻平静，语调自信。然后，季云就退休了。这就是生活的原貌，它行进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是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处在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日子了。关于退休，我也问过我自己，退休之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呢？我的回答近乎平庸：做过去的事，接着写呗。季云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了一件事，季云拿起了笔。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许多作家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写作就是我的日常。毫无疑问，这话对。我就说过这句话，我是把这句话当作漂亮话来说的。我之所以把这句话界定为“漂亮话”，无非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职业作家的写作多多少少都有他的诉求，多多少少都有他的利益。但是，季云的写作真的是日常的，没有排行榜在等待她，没有文学奖在考验她，没有回报在等待她，当然，更没有文学史在折磨她。她退休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光荣地退休了”。她要换一个活法，无关光荣，亦无关利益。季云是一个传奇，对我来说就是这样。这位差不多和我同年的大姐一共经历过六次高考。在我的听闻里，这是一个纪录，一个毁灭性的纪录。老实说，没有几个人可以承受这样的不公和碾压。——她的命运怎么就如此魔幻呢？书里有，我不想重复，想一想都累得慌。我真正想说的是，别人有可能崩溃，季云不会崩溃；别人有可能分裂，季云没有分裂；别人有可能放弃，季云就是不放弃。这样的人应该在退休之后拿起笔来，她有资格享受她的感受，她有资格享受她的表达。季云的笔触是游走的。现在，她是一位旅行家，她在她的过往里游历，她在她的日常生活里游历，当然，她也在她的书本里游历。对她来说，生活开始了，她愿意把一切都看作她的风景，一花一世界。我喜欢季云笔下的衣食住行，她客厅里不停切换的角色，她故纸堆里的背影，偶尔，她含英咀华的表情。我有多么喜欢扬州呢？也不好说。但是，老了就是老了，我时常会平白无故地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活，那里有我的郑重其事，也有我的荒唐。季云不是我的师姐，更不是我的师妹，然而，在我回望扬州、回望我的大学的时候，季云有时候也会出现。生活的美妙就在这里，在一些很冷的或者不很冷的黄昏，哦——，哦——，我们这帮无聊的小公鸡会起一个小小的哄，季云又——来喽。回过头来想，这不是瞎高兴吗，关我们什么事呢？
━━━━━
【按】《闲有家》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日常生活，作者出身江苏农村，家境贫寒，经过六次高考，才最终上了大学。六次高考这一传奇性、戏剧性的经历，不仅反映了作者个人的坚韧、顽强，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女性成长的艰辛。
恢复高考四十多年了。1977 年12月，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却在经历艰难困苦的6次高考后，1982 年才走进大学校门。从15岁参加高考到如今退休几年，我在人生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也走过了四十多年。时光倒回1977年的秋天。一个傍晚，我正和同村的妇女在地里除草，忽听有人喊我名字，原来是施云松老师。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在泥泞不平的田间小路上晃晃悠悠地走着。我都毕业离校了，老师今天来一定有事。
老师说：“有个大好消息，上大学不搞推荐了，国家刚出台的新政策，从今年开始恢复高考，你们正赶上了好机会。”原来，老师是特地来动员我报考大学的。
他看我愣神，笑着对我说：“第一年复考，题目不会太难。你有基础，赶紧把以前的高中课本拿出来看看，这样的好机会不能错过。”
这就是常说的“点亮他人的人生”吧！要不是我恩师这一趟，老实巴交的父母，还有埋头种地的我，哪会留意恢复高考这类消息呢，考大学这样的事情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我的第一次高考，恰如老师所料，通过了省里的预考，又通过了统考。我头一次进了县城，做了体检，然后就耐心地等着录取的消息。
可我等到的不是上大学的消息，而是县里的通知，县招办让我去一趟。找我谈话的是个局长—一位蔼然长者。那位局长很亲切地对我说：“你很了不起呀，这么小就参加了高考，这两次考得都不错。不过，你的两次考分加起来也不是很高，顶多上个师专。你才15岁，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我们考虑，你把名额让给老三届的人先上，教育局将安排你当公办小学的代课老师，月薪24 元。就近安排5年以后转正。你考虑一下，尽快答复我们。”
当时的家庭条件，让我对这样的安排非常动心。姐妹三人我排行老大，老娘身体不好，妹妹还小，家里只靠父亲在乡农机站的微薄收入度日。我家年年倒找生产队“粮草钱”，是有名的困难户。眼下不费吹灰之力有了现成工作，拿固定工资，又能照顾家，以后还有机会转成国家户口、吃商品粮，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挣工分了。这是我们这样的农村孩子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还考虑什么，当然接受了。我赶忙回家，把县里找我的事跟父母说了说，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7年前的那场高考，我懵懵懂懂地成了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本来也应该是27万幸运儿中的一个，我却稀里糊涂地放弃了。1978年2月，别人到大学报到时，我到离家不远的新西小学报了到，代四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时，我刚满16岁。
说是老师，充其量是个孩子王。如果不是严重缺少师资，我这个刚出中学校门的人哪有资格教书带班呢。我朋友叮嘱我：做“代课佬儿”，也不能马虎，误人子弟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我顿时觉得责任比天还要大，一切从零学起。每周23节课，备课、上课、带班、开会、批改作业、课外活动、组织参加区县竞赛等，整天手忙脚乱的。要想让40多个学生安静地听讲45分钟，对我这个“菜鸟”而言，实在不容易。
我还是断不了上大学的念想，只隔了半年，我报名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次是“裸考”，如同盲人骑瞎马，我的成绩比分数线差了二十来分。
没考上，心里很难过。看到认识的人一个一个考出去了，眼下又有几个考出高分，曾经成绩一直冒尖的我有些不甘心，开始暗暗地渴望能上大学。我心想，只要政策允许，我就一直考下去，考到不能再考为止。趁现在年轻，我晚上少睡点觉，早上早点起，多吃点苦，边教书边复习，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不相信考不取。有了决心，我充满了干劲，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一年过去，又迎来1979年的高考。好在分数不错，上了分数线，还参加了体检。那时，上了分数线的就按比例安排体检，然后看计划、志愿和健康等情况，参加体检也不代表能录取。很遗憾，我又名落孙山，却意外地收到马塘中学文科补习班的入学通知。这个文科补习班很不简单。1978年开始，我们县教育局率先在具有深厚文科教学基础的马塘中学创办了文科补习班，将几分之差而落榜的考生组织起来，有针对性地加以辅导。办班第一年就放了“卫星”，全班人基本上都考取了，80%以上的人上了本科，其中一半被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这些重点大学录取。要知道，那时大学的录取率只有5%左右。一时间马中远近闻名，当时甚至流传“只要进了马中的门，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门”的说法。
马中的通知书又点燃了我的梦想。父母看我想去补习的态度很坚决，也都支持我读一年。妹妹们长大了，她们很懂事，宽慰我说家里有她们帮着做事，我只管上学，再冲一下。正好我带的那个班也已毕业，心里没了负担。于是我辞去工作，进了马中。
1980年是我的第四次高考。分数终于公布了，可我语文只有20.5分，总分肯定不够线。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我的语文才考这么点儿分。学校支持我去县招办请求查分，经过百般努力，省招办才同意核查。我备受煎熬地等待结果，一个多月后，我等来省招办的电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电文的内容：季云同学，你的高考分确实出现了错误，少计了50 分。经核查，属于登分过程发生的错误。以你现在的分数，已经满足大学录取的条件。但是，分数核查清楚时，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因此你今年不能被录取。对此我们表示抱歉。你还年轻，下年再考。邮递员送来电报时，我正在闷头插秧。我拿着电报，绝望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不停地向下淌，一下子瘫倒在田埂上。时隔多年后，我时常会想，负责招生的人可能不知这样的错误，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多么深的伤害。分数搞错，意外落榜，马中多方协调也无济于事，学校劝我再补习一年。但迫于生计，我放弃了补习，应聘到另一所学校教初二语文。1981年，我第五次参加高考，考前我又回到马中进行短期集训。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考前一天，也就是7月5日傍晚时分，我竟昏倒在县中门前，不省人事。人们怎么把我抱回宿舍、晚上医生怎么抢救的，我全然不知。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地醒来后，我坚持拔掉吊针参加考试。无奈，我的两位同学只得用自行车驮着我，一人前面推着，一人后面扶着，就这样接送陪伴我三天。
等待考分公布最折磨人，那种焦虑，如坐针毡。那天，我们都到马中等着分数单子下来。分数一出，互相一对，立刻就有一半人蹲在地上大哭。考得不好的大哭，考得好的也哭。我看了分数后，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回家。我又落榜了，仅三分之差而第五次名落孙山。
1981年夏天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连续落榜使我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痛不欲生、形销骨立，在昏睡了很多天后，挣扎着白天干些农活，晚上开始读传记。每一年落榜后，我都读那些文学传记，这成了我的习惯。当地新华书店的人物传记书籍我都买来读，那是我自我振作、汲取精神力量的秘诀。
马中第三次发来补习通知，我再次婉谢。我当时的经济、身体以及精神状况都不允许，心理上已不能承受补习的压力。9 月初，邻乡的顾茂高级中学缺英语教师，学校听说了我的事情，派人来请我去代课。考虑几天后，我欣然应聘。那个状态下，换个环境对我来说是一种拯救。
1982年，我作为社会青年报考，第六次走进高考的考场。考分公布，总分不错，大专肯定能上。但我发现英语分没有及格，只有47 分。我的第一反应是错分了。
我做英语代课老师，靠的是马中补习的基础。说实话，那点水平是不配教中学英语的。为此，我近乎疯狂地反复收听初级和中级英语广播讲座，恶补功课。20世纪80年代初，南通地区普遍使用部编英语教材，英语教学重视语音基础和语言交流。我带初二年级两个班、初三年级一个班，在边教边学中，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提高很快。而1982年的高考英语正好难度不高，偏重
我坚信英语分是错的，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两年前曾经接待过我的县招办官员，他也不肯相信：现在都计算机管理了，怎么会出错呢。他说：“有规定，不允许查分。”我的理由很简单，态度很坚决。我绝不是一条一条地“扒分”，而是核查登统过程的错误。那一日，我在县招办哭着央求了整整一天，直到他们最终答应核查。
几天后通知来了，县招办让我重新填写志愿。他们告诉我说，又是登分的人写错了，把数字看颠倒了，“74”错写成“47”。可这一颠倒，秒减我27分。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太能理解，在恢复高考初期，在总分只有400多分的情况下，能一下子登错几十分，更离奇的是，怎么这样的事情会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
分数尽管改正了，但已经错过了录取的时效，跟我一样分数的人已经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而我的档案重新进入录取程序时，已接近录取的尾声。
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正在棉田整枝，忽然听我父亲大声喊我回家：“通知书来了，你考上了！考上了！南京的通知！南京粮食经济学院（现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是计划统计系！”
可能是等得太久了，原有的热情、幻想和渴望已被消耗尽了，当真的听到录取的消息时，我却出乎意料地平静，慢慢地从棉花地里钻了出来。平时笨嘴拙舌的父亲可高兴了，对着我不停地重复：“这个学校好，将来分配好！粮食经济，好，好，好！将来的工作好，在粮食系统工作，一辈子吃饭不用愁……”
那个下午，全家人，还有闻讯赶来的邻居们，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而我悲喜交加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通知书上。历尽千辛万苦等来的，却不是我心仪的大学和喜爱的专业。我老娘还有两个妹妹，她们看我哭，也一直不停地流泪。
尽管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开玩笑，但我仍然感恩高考。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高考重塑了我的人生。对我而言，高考是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让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饱尝艰辛、委屈和苦痛，让我学会人生所必需的妥协让步、隐忍自制和坚韧不拔。
时间过得真快。退休后，我第一站便回到了老家，回到父母身边。这里是我心灵的故乡。一天夜里，我从梦中醒来，乡村的夜晚一片寂静。我看了看表，刚刚3 时30分，我却出奇地清醒，没有睡意。手表上显示出“6 月9日”，原来这是高考的日子，家乡的考生正在应战高考。
高考的“七八九”这几天，好像已经深深嵌进了我的神经系统，每年此时，我会本能地有些激动。那天夜晚醒来时的感觉，熟悉而奇妙，一如当年曾经熬过的无数个深夜和凌晨。如烟往事一幕幕地回放，我起身，端坐桌前，写下了这些回忆文字，深情致敬高考。闲有家：爱与生活的随想
季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1
ISBN：9787108073112 定价：49.00元
▼复制以下淘口令
「3fu置这个 a:/₤CEXmc9uWeYG¢回淘Ьáò」
打开手机淘宝，进入三联书店天猫旗舰店